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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手机翻过去。扣在床头柜上。

像扣下一只碗。像盖住一个伤口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盖住了的东西。

他重新弯下腰。系鞋带。

左脚。右脚。

黑色的鞋带。灰色的袜子。两只眼睛都露在外面。但他不管了。

他站起来。拿起背包。检查了一遍——摄像机。笔记本电脑。钱包。手机。身份证。

然后他拉开了房门。

走廊里很暗。快捷酒店的走廊永远是暗的。日光灯坏了几盏。剩下的闪着。像黄河凌汛时的冰排。像塬上的星星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闪着的东西。

他走到电梯口。按了下行键。

等电梯的时候，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。

窗外是北京冬天的天。灰的。像塬上的黄土。像他这四年的样子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灰的东西。

电梯来了。门开了。

他走进去。按了一楼。

门关上。开始下降。

他的胃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不是饿。不是疼。是一种——空。像黄河枯水期的河床。像塬上冬天的地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空了的东西。

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

法庭？苏眠应该在准备。他应该去找她。但他不知道法庭在哪里。不知道几点开庭。不知道——他该以什么身份出现。

他不是被告。不是证人。不是家属。不是律师。

他只是一个——拍纪录片的人。一个四十五岁的、烂了根的、碎了的人。一个被沈婉清撤诉的人。一个被女儿写了文章的人。一个——要陪苏眠去法庭的人。

电梯到了一楼。门开了。

他走出去。穿过前台。前台的小伙子在看手机。没有抬头。像所有前台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不抬头的人。

他推开快捷酒店的玻璃门。

北京的冬天扑面而来。

冷。干。带着尾气。带着尘埃。带着千万个人吐出来的气息。像一口没涮过的锅。像他这四年的肺。

他站在人行道上。

然后——

手机响了。

不是震动。是铃声。他设的默认铃声。简单的。像黄河的水。像塬上的风。像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简单的东西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

屏幕上显示着两个字——

老周。

他划开接听键。

“喂。“

“顾导——“

老周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。带着塬上的风。带着黄河的水。带着窑洞里的煤烟味。带着所有真实的、不骗人的、活着的东西的味道。

“苏眠上法庭了。“老周说。

他愣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