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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长看了他一眼。

“这里只问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是否有异议，请回答有，或者，没有。”

杨军这才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轮到伊文雅时，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一些。

“伊文雅，你是否对罪名有异议？”

她停顿了几秒，“有。”

旁听席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
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，“保持安静！”

检察官询问伊文雅：“你是否知道自己实施的行为可能直接导致患者死亡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当时患者是否已经自然进入不可逆死亡过程，随时可能在数分钟内死亡？”

伊文雅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检察官随即说道：“那么从行为结构来看，你明知行为会导致患者死亡，仍然主动实施，并最终造成死亡结果。这一点你是否认可？”

伊文雅沉默了几秒，“我认可结果。”

检察官没有继续逼问，而是转向法庭：“公诉机关认为，本案最需要区分的就是同情和法律评价之间的联系。被告人的动机可以获得理解，可刑法处理的是行为。患者希望死亡，并不等于医生获得了结束其生命的权力！”

辩护律师立即站起来。

“抗议！公诉人一直强调行为，却有意把行为发生的环境模糊化。”

检察官转过头，冷声道，

“辩护人可以发表辩护意见，不必评价公诉机关是否‘有意’。”

“那我换一种说法。”律师翻开材料，“四月下旬，全市现代医疗供应链断裂已经接近一个月。死者为晚期胰腺癌患者，存在广泛癌症转移情况，抗肿瘤治疗已经事实上无法继续，姑息治疗所需要的多类药物也先后短缺。

医院在现有条件下已经无法提供穿越前标准水平的症状控制。死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清楚意识，连续、多次、明确表达结束生命的意愿，并且不是一次疼痛发作时的冲动表达！”

检察官说：“公诉机关从未否认这些事实。”

“可这些事实决定了本案不能按照一般故意杀人案评价。”

“公诉机关也没有按照一般恶性杀人案件提出量刑建议。”

双方唇枪舌剑，毫不相让。

辩护律师继续说道：“既然公诉机关承认这一点，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。被告人的主观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结束患者生命。”

“可为什么要结束患者生命？她难道在以此为乐吗！”

“为了终止患者痛苦。”

“有没有获利？有没有仇杀？有没有隐瞒患者病情、欺骗患者或者家属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辩护律师把材料放下来。

“那么本案在主观恶性、社会危害性、行为动机上，与以侵害他人生命为目的的故意杀人案件存在根本差异，所以不能称之为“故意杀人”！这就是辩方的观点！”

旁听席有人叫好鼓掌，立刻被工作人员制止。

检察官看了后排一眼，

“辩护人说得很完整，可这也恰好说明为什么法律必须划清底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