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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丰十年，四月二十六日，北京。

午后的风从前门一带吹过来，卷着马粪味和街边油锅里的焦香，在城南几条不甚宽敞的街巷里兜了一圈，又贴着青灰色的屋脊散去。

这些日子天气还算晴朗，街面上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躁动，像茶壶里的水已经烧热，只差那么一点火候，迟迟没有滚起来。

李不言坐在茶馆最里面那张靠墙的小桌旁，面前搁着一壶最便宜的碎茶。

茶汤已经泡得发黄，喝到后来只剩一股木头渣子似的苦味，他仍慢慢端着，偶尔抿上一口。

他来北京已经快半个月了，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，是喝茶。

喝最便宜的茶。

第二多的事情，是听人吹牛b。

四九城里最不缺的就是会吹牛的人，连卖烧饼的摊子旁边都能碰上几个指点江山的。

李不言的京话说得不算漂亮，尾音里总有一点说不清哪里的味道。一个外乡人在北京城里话太多，迟早会露底，索性少说。时间久了，附近茶馆的伙计都觉得他是个闷葫芦，倒也切合他的名字。

真正认识李不言的人很少会这么想。

2016年的土耳其政变，2019年斯里兰卡“4·21”爆炸、22年的俄乌冲突、23年的苏丹内战，都有过他参与驻外工作的身影。

在国安的序列里，他给自己起的代号叫“凌凌漆”。

做外勤久了，人往往会养成一个毛病：对宏大叙事没什么耐性，反而特别相信琐事。

尤其是这会茶馆里面的东西。

习安决定外派首批远距离潜伏人员时，李不言的名字便在名单里。

现代有关这个时代的资料保存得极其完整，咸丰年间的奏折、档案、人口和外交记录，能查的东西很多。

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——史料越完整，人们越容易错把纸上的秩序当成真实社会本身，但实际上社会到底如何运行？这东西在历史数据库里很难找到答案。

于是李不言来了伪装成一个落魄的商人，依靠给他人算账，抄书谋生。

有钱人太显眼，穷得一无所有也招人猜疑，半穷不穷最好。

三十四岁的李不言留着标准的现代短发，即使出发前临时养了些日子，依旧离大清国臣民的合格标准相去甚远。最后只能用头套遮住，再接一条以假乱真的假辫。

半个月以来，他每天换着地方转。米铺、骡马市、茶馆、酒肆，一个地方最多连去几次，从不长期逗留。

每天夜里，他回到城南一处毫不起眼的院子，把白天记在脑子里的东西迅速整理出来，再用小型短波电台，按照约定的时间窗口发回习安。

如此一来，1860年的顺天府便在千里外的习安眼里彻底活了过来。

四月二十六日下午，李不言照旧来到这家茶馆。

他选这地方的原因很简单。附近旗人来得多，而且层次不高不低。真正的大人物不会在这里议论军机，底层苦力也很难接触到新消息，偏偏这种手里有几个闲钱、家里又多少沾点旗籍关系的人最爱谈论朝廷。

吹牛逼么，不寒颤。

说书先生正在台上讲《三国》，讲到张翼德长坂坡喝断桥梁，醒木拍得山响，和街上的货郎应和的此起彼伏。靠窗那桌四个旗人却压根没听，一边喝酒，一边谈论军国大事。

“要我说，那长毛蹦跶不了几天了。”

说话的是个浓眉的旗人青年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脸已经喝红了一半。

旁边年长些的男人夹了一筷子花生米，头都没抬：“前年，大前年，大大前年，你也这么说。”

桌上顿时笑成一片。

青年脸上挂不住，拍了拍桌子：“前年能跟今年一样？江南大营多少兵？朝廷这会可是动真格了!”

“AUV，瞧您说的，哪会没动真格啊？”

李不言捧着茶碗，没有抬头。

酒桌上一个红脸男人压低了些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