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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舱内开始有人低声哭泣。一个澳大利亚人在念《主祷文》——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“——声音越来越大，像在用信仰对抗温度。那个五岁的女孩缩在阿米拉怀里，已经不哭了。她的眼睛大睁着，瞳孔在黑暗中扩张到几乎看不见虹膜。她在看天花板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“旁边一个中年女乘客小声问。

“不知道。落地后就这样了。“阿米拉轻声说。“她有时候会盯着一个地方看很久，像在看什么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“

女孩的嘴唇动了。阿米拉凑近才听清她在说什么——

“它在数。“

“什么在数？“

女孩没有回答。她的目光从天花板移到舷窗方向，然后说出了第二句话：“在数我们。一个一个地。“

阿米拉的后背升起一层鸡皮疙瘩。不是因为冷——是因为那个五岁女孩说这话时的语气，平静得不像一个孩子，像一个在做田野记录的观察员。

扎哈里坐在驾驶舱里。他没有出来。驾驶舱的舱门关着，他用一条毛巾裹住肩膀，坐在机长座椅上，手放在操纵杆上——尽管操纵杆已经完全失灵。这是他的锚。他需要抓住一个属于“正常飞行“的物件来维持自己的冷静。

但他的冷静之下是精密到冷酷的计算。水资源：400升，239人，5天。温度：每两小时下降7度。食物：3天量。人员结构：约40人有体力劳动能力，其余是老弱妇孺。存活策略：找到水源和遮阳保暖设施是第一优先级。但他的计算告诉他另一个数字——

239人中，至少20人活不过这个荒原。
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数字。但他开始在心里给每个人分类：必须存活者（有特殊技能或关键角色的人）、可存活者（体力足够、心理状态稳定的人）、高危者（老弱病残和情绪崩溃者）。这个分类冷酷得像一份死亡名单。但扎哈里知道，如果他不做这个分类，在资源真正短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死。

法里克坐在商务舱的座位上，双腿蜷缩。他感受到了扎哈里让出指挥权时的那一层意思——被边缘化了。他不是傻子。他27岁，但他不是傻子。他在民航学院的成绩排名第三，英语流利度超过扎哈里，飞行模拟训练分数高于平均。但他缺一样东西：岁月。53岁的扎哈里有30年的飞行经验和人生阅历，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沉稳。而他法里克，在扎哈里面前只是个年轻人。

法里克闭上了眼睛。他开始想一件事——一件在极端环境下会自动浮上水面的事。如果扎哈里出了什么意外，他自然就是最高指挥者。他不需要做什么。他只需要等。

这个念头让他自己吓了一跳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像在驱赶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但那个念头已经种下了。它会生长。

这就是腹黑。不是法里克选择了它，是它选择了法里克。在权力真空中，野心不需要被灌溉，它自己会发芽。

进化心理学中的“权力真空吸引“理论指出：群体在丧失正式权威后，个体会自发产生夺取领导权的动机。这种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——有时是生存本能的延伸。但在实践中，“等待上级失误“是最常见的权力攫取策略之一。在极端生存环境中，这种策略的代价是群体信任的崩塌。

温度继续下降。机舱内的呼吸开始凝结成白雾。有人把座椅套拆下来裹在身上，有人把行李箱里的衣服全部套在身上——三层四层，看起来像一个臃肿的布偶。一个法国商人的行李箱里有三瓶威士忌，他打开了第一瓶，喝了一大口，然后把酒瓶递给旁边的人。“暖一下。“他说。酒精在低温下提供短暂的温热感——但代价是加速散热。酒精扩张血管，增加皮肤散热，实际上加速了核心体温的流失。王建国看到这一幕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说话。现在不是科普的时候。

凌晨——如果这个世界有“凌晨“的话——大约在太阳沉下后四小时，温度计显示机舱内温度-3°C。外面可能是-15°C。

然后地面开始震动。

不是地震。是那种陈昊然在白天最后时刻听到的心跳——但它不再是远处的、模糊的。它就在脚下。就在机舱地板下面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频率恒定，约每4秒一次。

0.25赫兹。

整个机舱在颤。座椅在抖，行李架的锁扣在响，有人从半睡半醒中惊醒。那个念《主祷文》的澳大利亚人停住了嘴，瞳孔放大。

“地震？“有人小声问。

“不是地震。“赵明辉的声音从机舱前部传来。他站在舱门口，手按着舱门手柄。“地震是随机频率的振动。这个是周期性的。恒定频率。恒定振幅。这不是地质活动——这是生物性的。有什么东西在地下。“

心跳停了。

机舱内安静了三秒。

然后舱底传来了一声闷响。不是撞击——是一种沉重的、大面积的擦过声。像一条巨大的蛇或者蜥蜴，在机身正下方缓缓爬过。铝合金蒙皮在摩擦中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像指甲划过黑板，但低沉数百倍。